哲宗绍圣年间，朝堂上的政治清算愈演愈烈几乎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新党完全扭转形势，开始了对旧党的迫害。
讽刺的是，旧党的失势首先开始于内部的背叛。高后刚刚病逝之时，宰相是吕大防和范纯仁，吕大防担任山陵使期间，亲信杨畏上疏说新党的章惇、安焘、吕惠卿、李清臣等人都是仁义之臣，应当召回朝中任职，熙宁变法有利于国家，应当任用章惇为宰相。
杨畏这个人是个反复横跳多次的小人，熙宁变法时他推崇王安石的经义之学被选拔进国子监任职，后来因为同僚犯罪被牵连遭到贬谪。
元佑年间，杨畏鼓吹司马光旧法有利于国家，收到旧党青睐，后来被吕大防提拔成御史，多次在吕大防授意下弹劾政敌，不管是新党政敌还是旧党内部政敌，一视同仁，一并攻击。
如今吕大防山陵使还未卸任，杨畏便将枪口掉转，向着旧党发起了攻击。
哲宗原本就有全面恢复新法和任用新党官员的想法，杨畏可谓是瞌睡人给送枕头，借着杨畏的奏疏，哲宗接连将章惇等人召回朝中委以重任，吕大防、范纯仁等旧党宰相纷纷出局。
新党全面回归，章惇任首相，绍圣元年仅仅几个月内，朝廷里便完成了新旧党派大换血。
首相章惇，是其中一个关键性人物。huye.org 红尘小说网
与新党上一任首相蔡确一样，章惇也名列《奸臣传》，而跟蔡确相比，章惇的一生更富有传奇色彩。
章惇是建州浦城人（今福建浦城县），在宋代福建属于经济文化都很落后的地区。但章惇并非普通家庭，父亲章俞是个官员，章惇自幼便接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也许是受到族中长辈章得象成长经历的启发，浦城章家对于读书格外重视，仁宗嘉佑二年，年仅二十二岁的章惇和族侄章衡参加科举考试双双进士及第，一时间在老家当地传为美谈。
但接着章惇做了一件震惊科举界的事儿，他放弃了朝廷的任命状，不做官了，要再考一次。因为族侄章衡是那一届的科举状元，叔侄二人一同考试，侄子章衡是状元，叔叔章惇却不是状元，面子上挂不住。
面子上挂不挂得住咱不知道，这份勇气实在可嘉，要知道宋代科举考试是三试，真正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考到最后的殿试堪比今天考清华北大。
章惇仅仅因为名次问题就放弃了功名，换到今天要是一个人考了高分被清华录取，却因为成绩不如当状元的亲戚就不去上学再考一年，估计也会登上今日头条的头条。
章惇这种人要么太蠢，要么太狂，要么太牛。
事实证明章惇一点儿都不蠢，而是个又狂又牛的大牛人。仅仅两年后，嘉佑四年章惇同学再次进士及第，这次成绩更好，高中甲科，全国第五。
聪明的章惇知道Flag立一次就行了，再端着就要打脸，这次没矫情，奉朝廷任命到商洛（今陕西商洛市）任职县令。
商洛县令工作繁琐又枯燥，恰逢嘉佑七年秦凤路组织解试考试，章惇身为甲科进士，被领导安排参与当考官，这次主考官之行，他遇见了同年进士、老伙计苏轼。
要说嘉佑二年的进士，简直就像曾经的太平兴国五年进士一样，群星闪耀，后来进入宰执的就有九人，王韶、吕惠卿、曾布、章惇、苏辙都做到了宰相或者副宰相。蜀党头子苏轼、洛党创始人之一程颢也都是这届进士。
虽然后来苏轼苏辙兄弟又在制科中大放异彩，但章惇在之前进士科考试时的潇洒表现显然已经提前吸引了大家的眼球。当年的同科进士，如今的同办公室同事，苏轼与章惇他乡相逢分外亲切，工作之余经常结伴吃吃喝喝，游山玩水，快意人生。
相处的时间久了苏轼发现，章惇这伙计文化水平虽然高，但做事却总有一股莽夫的味道。
两人日常喝完小酒骑马出去郊游（搁现代属于酒后驾驶，大家千万不要模仿），走着走着前面有人大喊快跑有老虎，宋代的陕西不像今天人类社会发达，当时很多荒山真有老虎。
苏轼跟章惇两个书生，也真是酒壮怂人胆了，听见老虎也不怕，说以前没见过老虎，上去看看老虎长啥样儿。俩人往前走了没多远真有只老虎，俩醉鬼不怕，马怕了，嗷嗷乱叫说啥不肯再前进。
苏轼一看马都吓成这样，酒醒了七分，老虎这东西吃人呐！连忙劝章惇，兄弟算了，回去吧。
章惇毫无惧意，跟苏轼说，你在这儿等我，我上去瞅瞅。
说完，章惇打着马的屁股逼着马上前去，到了老虎跟前，章惇下马步行，拿着马杖在老虎前面一块大石头上猛敲。
据记载，敲击的声音惊到了老虎，老虎跑了。实际上据我推断，当时老虎不饿。
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
两人结伴游南山，到了山下一汪潭水处，有一根独木桥横跨在水面上，桥对面是山壁。读书人最喜欢的就是到各种自然人文景观处题诗，看到此情此景章惇诗兴大发，约苏轼一起到独木桥对面的山壁上题诗。
看着眼前摇摇欲坠的独木桥和桥下深不见底的潭水，苏轼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劝章惇算了，太危险。没想到章惇丝毫不在意，径自走过独木桥，一手抓着旁边的树枝保持平衡，另一只手拿笔沾墨在山壁上写下，“苏轼、章惇来”。
被章惇吓了两次的苏轼没好气的说，兄弟你以后一定会杀人。
章惇奇怪问苏轼，怎么看得出来？
苏轼说你这人连自己的命都不要，别人的命你更不会在乎。
不要命的章惇在地方上历练了数年，英宗治平三年，被欧阳修推荐参加制科考试，欧阳修是北宋有名的伯乐，早就听说过章惇当年科举考试时的壮举，年轻人后来在地方上的工作也很踏实，不推荐这种人推荐谁？
章惇不想辜负欧阳修的一片好心，但官场的路从来都不会一片坦途。欧阳修当时正跟谏官集团因为濮议斗的你死我活，本着敌人推荐的人才就是敌人的原则，谏官们疯狂攻击章惇，御史中丞王陶更是亲自上疏弹劾，说当年章惇两次考中进士，不是为了报效朝廷，而是沽名钓誉不配进入馆阁。
宋代的文人讲究名节，既然你攻击我，那我干脆不做。继续在地方任职的章惇没有等太久，熙宁变法之初，王安石听说了章惇的才学，在章惇进京述职期间把他找来，攀谈之下发现章惇非常聪明而且思路清晰，非常器重。
当时有人提醒王安石说，章惇这人品行有争议，用人要慎重，王安石却不以为然，用人要用才，不能过分追求品行，有才之人就应该用。
受到王安石器重的章惇时来运转，以阁臣身份进入制置三司条例司任职。
随着熙宁变法国库逐渐有钱，朝廷在对外政策方面发生了很大转变，开始谋求外拓，王韶率兵熙河开边期间，湖南地方官上疏，当地蛮族酋长请求归附，请朝廷予以收编安置。
与大部分人想象中不一样，其实一直到了宋代，在我国湖北湖南、贵州两广等地仍然存在大量少数民族部落，这些部落不属官、不服管、不缴税、不纳贡，俨然国中之国。
为了国内整体局势安稳，一般情况下朝廷对这些部落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不给朝廷添堵就当你不存在，可现在这些部落居然主动要求收编归附，那当然是好事儿。
蛮族部落人数众多，为了把事儿办稳妥，王安石安排亲信章惇前去亲自处理。章惇奉命到了峡州（今湖北宜昌市），没把蛮族部落当回事儿，找了个自称熟悉当地情况的混混去联系蛮族酋长安置事宜。
混混不辱使命，深入到蛮族部落，一来二去的跟人家酋长老婆搞上了，很快被酋长发现怒而杀之。这下可好了，朝廷派来的联络官事儿还没办，先把人家老婆给睡了，酋长干脆召集部族在旁边州县大肆抢掠，以泄心头之恨。
收编蛮族到了这个份儿上，章惇简直想自扇嘴巴子，峡州动乱的消息传到了朝廷，王安石从开封写信给他狠狠地喷了一顿叫他凡事一定要稳重。
眼见蛮族动乱没有停下来的势头，郁闷的章惇决定军事镇压，宣调附近三路的军队前来剿匪。
章惇这种行为是极为冒险的，当时他的身份是荆湖路察访使，本职工作是察访当地新法制度落实情况顺带安置蛮族族民，剿匪原本就没在工作日程表中，擅自宣调军队前来，平叛打赢了还好说，万一打输了神宗怪罪下来，王安石也保不住他。
章惇决定赌一把，三路军队开过去，出乎意料的很快平定叛乱，不仅峡州蛮族归附，旁边的懿州、洽州、鼎州蛮族也纷纷望风而降，归附朝廷。
蛮族一归附，部落的族民成了北宋普通百姓，盘踞的地区也被州县收编，国有土地、户籍增加了不少。要知道在古代社会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是人口，其次就是可用于农耕的土地，章惇这次误打误撞在国内开发出相当于好几个州的人口和土地，功劳不小。
能文能武的章惇逐渐进入神宗的视线，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吕惠卿因为背叛王安石被神宗厌恶，也失去了回到中央的机会，蔡确和章惇先后升任翰林学士接着进入宰执。
元丰年间，中书里王珪任首相，蔡确和章惇分别任次相和副宰相门下侍郎。首相王珪又称三旨宰相，上朝时“取圣旨”、神宗决定后“领圣旨”、退朝后告诉别人“已得圣旨”，基本上就是个传声筒，凡是不怎么拿主意，擅长和稀泥，搞团结。
首相搞团结，次相和副宰相坚定的推行新法持续贯彻，神宗元丰年间政策运行稳定而成熟。
按道理说，神宗是本人主张改革变法，蔡确和章惇两人又是新党的核心骨干，又是神宗和王安石一手提拔起来的，理应对神宗言听计从。可蔡确章惇两人不仅常常与神宗作对，有时还会噎得神宗接不上话。
五路伐夏失利之后，王中正向朝廷汇报运粮官失期导致河东路鄜延路两路大军吃不上饭最终败退回来，神宗大怒，下令处斩运粮官。第二天上朝问宰相蔡确说人杀了没有，什么时候杀。
蔡确却说，运粮官本属文官，奉命为前线运粮，因大雪失期非人之过，本朝不杀士大夫，不能从陛下这里坏了规矩。
神宗见既然有祖制，那就不杀。可死罪可免活罪难逃，给他刺面发配到边关充军去。
章惇接话说陛下如果这样做还不如杀了他。
神宗问章惇几个意思。
章惇居然给神宗说，士可杀不可辱。
眼见两位宰相欺负到自己头上，神宗却一时语塞，两位宰相说的确实也有道理，只能恨恨道，当个皇帝，却连一件快意之事都做不得。
章惇还真是不依不饶接着怼神宗，如此快意之事，不做也罢。
当个皇帝还要受宰相的气，就这样，神宗就在与蔡确章惇的约束下跟西夏斗了两场，两场战略上的失败也耗尽了神宗人生的心血。元丰八年神宗驾崩哲宗即位，蔡确和章惇被高后司马光联手赶出朝廷，接着又被旧党一贬再贬，章惇最后被贬到湖州，蔡确更是因为车盖亭诗案被贬到了岭南，其他新党官员无一例外也都遭到了无差别的打击。
旧党的打击没有击垮章惇，反而使得他暗下决心，他日回到朝中，一定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蛰伏在湖州的章惇没有等太久，元佑八年高后病逝，隔年绍圣元年哲宗就开始尽数推翻旧法恢复新法。在杨畏给哲宗分析完新旧两党斗争历程之后哲宗意识到，想要恢复新法，得让章惇回来。
绍圣元年四月，章惇奉召回到开封，就任首相左仆射。
在宋代一般来说官员升迁进补要有个先来后到讲究次序，从翰林学士升任副宰相或者副枢相，从副宰相升任宰相，从次相升任首相。而章惇在湖州只是个知州，与首相职位相去甚远，怎么就一下子做了首相了呢？
原因主要在于宋代还有一条不成文的政治规矩，但凡之前做过翰林学士、副宰相、次相、首相、枢相的，回京后还可以官复原职甚至升一级任用。
所以翰林学士司马光可以直接回京就任副宰相然后升任宰相，枢相安焘可以直接回京出任副宰相，枢相章惇也可以直接回京出任首相。
说到底，官儿做到足够大了，跟皇帝关系密切，总归是皇帝的身边人，人就算外放了，感情还在，该用你的时候就要随时回来任职。当初你司马光做的，凭什么如今章惇做不得？
章惇不仅做的，而且还要比司马光做的更绝。
上台仅仅三个月，章惇就拉开了大清洗的序幕，绍圣元年七月朝廷下令追夺司马光、吕公着谥号并剥夺其后人待遇。旧党的宰执吕大防、苏辙、刘挚、梁焘等人全部再贬一次。
接着，所有重要岗位如三司、六部、御史台全部安排上自己人。为了在最短时间清理旧党给朝廷换血，章惇甚至已经不再分辨新旧党派，只是对重点政敌实施重点打击，其他岗位只要听话好用，即使原来曾经是旧党，现在转投新党的依然给予任用。
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不少旧党向章惇表态支持新法，于是当初背叛蔡确告发车盖亭诗案的刑恕回朝任御史中丞，废除新法最卖力的蔡京被任命为户部尚书。
在这场提拔亲信排除异己的运动中，有两个人的贬黜原因与显得非常奇怪，绍圣三年八月，范祖禹和刘安世两人因为涉嫌诬陷哲宗好色被贬。
范祖禹是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的重要助手，也是《资治通鉴》的主编之一，刘安世更是跟随司马光多年的弟子。司马光有一条重要的家风是诚实，按照司马光的品行，他的助手弟子不至于胡乱诽谤。
事情还要从元佑年间说起，元佑四年十二月，开封街头突然出现不少宫人在招募奶妈进宫当差。奶妈进宫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给皇子皇女喂奶，可问题是哲宗当时只有十四岁，十四岁还只是个青少年，怎么可能就有孩子了。
可搞招聘的宫人又不是闲着没事儿干出来乱晃，事实摆在眼前，百姓议论纷纷。范祖禹和刘安世两人时任谏官，就上疏劝哲宗，爱惜身体，不要在后宫乱搞，年纪轻轻要多读书学习。
哲宗还没急，高后先急了，把范祖禹刘安世俩人叫到宫里解释说，宫人出去招聘奶妈那是因为神宗留下来的公主要吃奶，大家不要多心。
神宗公主要吃奶，要知道当时神宗已经死了快五年了，再小的公主也六岁多了，六岁孩子还要吃奶，好像是在忽悠小孩儿。范祖禹刘安世两人没有继续追问，而是劝高后正确引导哲宗，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毕竟街头的宫人都是真人，这回不能说谏官造谣。
就这点儿事儿，哲宗一直记着，绍圣三年贬谪完一圈旧党之后突然想起来还有这两位当年说我好色的好没处理，赶紧给我贬出去。
那么问题来了？哲宗到底好色吗？
好色不好色咱不知道，咱只知道哲宗这后宫挺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