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下)精心选择突破口 1

关键时刻来了杨西光

在“张成”的文章发表后的第8天,即1978年4月4日,《光明日报》对胡福明的文章又作了一些修改之后,决定在4月11日该报《哲学》专刊第77期上推出。

《光明日报》已经拼好《哲学》专刊第77期的大样:

这时,胡福明的文章约5000字左右,题目由原先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改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位于上半版,大约占整个版面的2/3篇幅。

下半版则是一篇题为《斥张春桥污蔑工人阶级的谬论》的文章。

就在胡福明的文章将发而未发这个关键的时刻,发生了关键性的变化:《光明日报》总编辑易人!

新总编辑是在3月被任命的。不早不晚,恰恰在4月上旬,他正式前来上班,坐进《光明日报》总编辑办公室。

说巧真巧,这位新总编辑居然算是胡耀邦的“学生”——虽说他跟胡耀邦同庚,但他是“文革”后中央党校第一期高级班的学员,而胡耀邦是副校长,当然可以算是他的“师长”。

此人名唤杨西光。

杨西光是安徽芜湖人氏。1933年,18岁的他加入中国青年团,1936年转入中国。此后曾在重庆新闻记者学会工作。1940年入延安马列学院学习。

杨西光有着多年新闻工作经验。1949年后他曾历任《福建日报》总编辑,福建省委宣传部部长,上海复旦大学党委书记,上海《解放日报》总编辑。

此后,他担任上海市委常委,教育卫生工作部部长,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当时,张春桥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主管宣传。当年杨西光在上海的地位,只是略低于张春桥。

当“文革”之火在上海滩熊熊燃起,张春桥乘“火箭”上升,成为“中央文革”副组长,而杨西光则遭到批斗。上海的街头到处刷着这样的大字标语:“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曾十分赞赏这口号,居然能够一口气背出来。说,红卫兵们也懂得“区别对待”了——“火烧”、“揪出”、“打倒”、

“砸烂”,意味着“区别”。杨西光被列为第三档,在“打倒”之列,可见够呛。

杨西光的夫人庐凌,在“文革”中患肺癌去世。1975年,杨西光与季宝卿结婚。季宝卿曾担任过杨西光秘书。

在粉碎“四人帮”时,杨西光正在一家制药厂工作。不久,杨西光得以重新起用,出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当时仍沿用“文革”中的名称)副主任,亦即相当于上海市副市长。

在中央党校复校、胡耀邦主持中央党校工作之际,杨西光被派往那里学习。杨西光在那里跟胡耀邦有了许多接触。杨西光听了胡耀邦多次报告,很佩服胡耀邦拨乱反正的勇气和见解。

1978年,杨西光没有回上海过春节,他去胡耀邦家拜年,两人作了长谈。

不久,胡耀邦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得知《光明日报》总编辑缺人,便建议调杨西光担此重任。

胡耀邦调杨西光主笔《光明日报》,是为了改变北京中央报刊“二比二”的局面。

据胡福明回忆,杨西光曾这样跟他谈及:

我在中央党校学习。学习结束时,胡耀邦同志找我谈话,要我到《光明日报》工作。耀邦同志说,北京四大报刊,二比二,《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是积极揭批“四人帮”,推动拨乱反正的,《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是执行“两个凡是”的。现在要你去《光明日报》工作,就是要改变《光明日报》的面貌,把二比二变成三比一。

据季宝卿回忆,在杨西光正式调动工作前,当时主持中央党校日常工作的冯文彬,曾征求过杨西光的意见。当时许多人劝杨西光别去《光明日报》,还是回上海为好。因为《光明日报》人地生疏,情况错综复杂,而总编辑工作又处于风口浪尖,缺乏“安全感”。不如回上海,人熟地熟。杨西光却是一位敢说敢为的人,他认为《光明日报》是很重要的宣传工作岗位,便于发挥自己的特长,也就同意组织上的安排,前往《光明日报》。

季宝卿说,杨西光是一个性格非常开朗的人。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决不人云亦云,一旦他看准了,就坚决去做,毫不犹豫。他是一个对工作燃烧着高度热情的人。他喜欢工作,只是忙于工作。在他看来,只有在工作中度过,生命才有意义。他唯一的爱好是看书看报。杨西光读书面很广,政治、党史类的书要看,文艺书也爱看,常读《收获》杂志,自然科学的书也读了不少,每天必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由于工作太累,杨西光不断抽烟,每日两包,以致最后因气管炎转肺心病而去世。

在1978年3月,杨西光已经被任命为《光明日报》总编辑。但是,中央党校第一期高级班是在1978年4月初结业,所以杨西光在4月上旬走马上任《光明日报》总编辑。

就在杨西光刚刚坐进《光明日报》总编辑办公室不久,马沛文把准备在1978年4月11日刊出的第77期《哲学》专刊大样送给了杨西光,请这位新总编审阅。

据胡福明回忆,王强华后来告诉他:“因为有不同意见,有争议,所以送给新任总编杨西光审阅。”

杨西光一口气读完胡福明的文章,作出令人吃惊的决定:把这篇文章从“哲学”专刊上撤下!

作为总编,对文章握有生杀大权。杨西光难道要“杀”掉反复修改好多次的这篇文章?

不,不。杨西光作为经验丰富的总编辑,确实具备“慧眼”。尽管他并不知道这篇文章在他进《光明日报》之前已经改了多少遍,他却一眼就看出,这是一篇批判“两个凡是”的力作!

他觉得此文在“哲学”专刊上发表,不够醒目,不够突出。他要把此文放在《光明日报》头版位置醒目地推出。

杨西光的这一决定,充分显示了他的工作魄力和敏锐目光。

杨西光的这一决定,也表明了《光明日报》要“改变面貌”,脱离“两个凡是”的轨道。

正因为他准备把此文放在头版头条位置,所以他又觉得这篇文章分量还不够,还应作一些重大修改,以加强文章的针对性和战斗力,给“两个凡是”以有力的一击!

所以,杨西光看了胡福明文章后的意见可以归结为八个字,即:“主题重要,分量不够。”

为此,杨西光又决定:

第一,胡福明的文章不能局限于理论问题,而是应该从现实的思想斗争的需要出发,加强战斗性。文章要贯穿反对“两个凡是”,要作大修改。

第二,必须扩大这篇文章的影响。除了《光明日报》在头版推出之外,还要联合其他报纸加以转载。

也真巧,就在这关键的时刻,作者胡福明与南京大学哲学系两位教师一起,从南京到北京出席哲学研究所召开的全国哲学会议,住在北京左家庄朝阳区党校;

也真巧,就在这关键的时刻,有人告诉杨西光,中央党校的孙长江也在写一篇同一命题的文章。

这个“有人”,便是江春泽。江春泽毕业于复旦大学,而当时杨西光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有着师生之谊。这时,江春泽被抽调到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筹备组工作。消息灵通的江春泽,向杨西光通报了来自中央党校的重要信息。

这“三巧”凑在一起,即杨西光走马上任《光明日报》老总、胡福明来到北京、

杨西光获知孙长江在写类似文章,促使事情发生了重大变化:

4月11日,《光明日报》“哲学”专刊没有发表胡福明的文章。

4月13日傍晚,王强华坐着杨西光那辆黑色的小轿车,先是到东直门外把刚刚抵京的胡福明接到光明日报社,接着又去把孙长江接来。

这样,五位核心人物,聚集在《光明日报》总编辑办公室。

这五位核心人物是:《光明日报》新老总杨西光,来自南京的胡福明,来自中央党校的孙长江,《光明日报》理论部负责人马沛文,责任编辑王强华。

胡福明见到了孙长江,客气了一番,称他为“孙老师”。这是因为胡福明1959年9月至1962年11月在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学习时,孙长江是哲学系教师,曾给胡福明教过先秦哲学的一部分,即《周易》。尽管孙长江的年龄跟胡福明相差不多,孙长江从22岁起就做教师,所以教过胡福明。

有杨西光挂帅,有胡福明和孙长江两位作者联手,加上马沛文和王强华参谋,汇成一支强大的力量。

杨西光作为总编辑,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他看重胡福明的文章,就是因为可以用这篇文章狠狠地批判“两个凡是”——他的立意是非常明确的。

据杨西光夫人季宝卿回忆,杨西光在中央党校高级班学习期间,写信给她,便提及,他正在重温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杨西光特别提及,他在细读的《实践论》。他说,这次重温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收益颇大,很难得有这样好的静心读书的机会。

在中央党校学习,学员们要写论文。当时,杨西光所选定的论文题目,便是《学习〈实践论〉》。他曾写出很详细的论文提纲。因为他在中央党校听了胡耀邦的关于要用实践来检验党史的报告,注意到实践是检验党的一切决策的唯一标准这一观点。所以,杨西光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

也正因为杨西光在中央党校学习时,曾深入研究过这一论题,加上他作为高级干部,深知当时高层围绕“两个凡是”所展开的尖锐斗争,所以他能站得高,看得远。

诚如马沛文接受笔者采访时所说,当时他虽然也知道要批判“两个凡是”,但是并不知道“两个凡是”背后的那些深刻的高层斗争。杨西光则不同。杨西光站得比他高,比作者高。正因为这样,杨西光对于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在那个难忘的夜晚,在决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命运的那次会议上,

杨西光先是征询胡福明和孙长江的意见:“你们认为该怎么改?”

胡福明说了自己的意见:“要从理论上讲透!”

孙长江也说了自己的意见:“要侧重于路线上讲透!”

听了胡福明和孙长江的意见后,杨西光谈了对文章的重要修改意见。

王强华在一侧,记下了杨西光的讲话要点。以下是王强华笔记本上所记杨西光讲话的要点原文:

完全、准确的思想体系。

从马克思主义开始就有。我们党的历史上王明路线。

提高一些。

毛——想继承符合马列原理。

同时也是发展的,实践。

马克思主义本身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理论本身的作用也要讲。

指出寻找真理的明灯、途径。

本身不是检验标准。

理论本身。理论实践关系。

本文讲了三部分:

1、理论;2、本身;3、现实。

可以讲得更明确些。结构。

最后一部分放什么地方。

在揭批“四人帮”中间出现的问题。

流毒的尾巴仍在最后。

例子本身少一些,论述多一些。

例子太长,就有些沉闷。

如何对待经典著作。

联共党史的话。真理、路线与实践。

明朗:真正高举旗帜。

注意:完整、准确的思想。

二条符合基本原理。

实践检验。

怎样研究探讨思想。

两个凡是。

理论作用。

科学与民主。

文化与民主。

虽说王强华的记录过于简略,但是从杨西光的思路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出:要强调“完整、准确的思想”,强调“实践检验”,以求批判“两个凡是”。

王强华说,最后两行“科学与民主”、“文化与民主”,是杨西光给胡福明和孙长江出的两个题目,希望胡福明和孙长江继续为《光明日报》写作这方面的文章。

据胡福明回忆,这次会议的意见是这样的:

当时,大家提了一些修改意见。归纳起来说,有几点:第一,要加强理论联系实际,批判“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冲破“四人帮”设置的禁区,打碎“精神枷锁”,宣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加强针对性、战斗力,对准“两个凡是”。第二,文章的论述要更充分一些,再深一些,同时理论上更严谨、更完整一些,不能授人以柄。讨论结束时,杨西光同志要我按照大家提的意见,继续修改。这次会上,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理论部主任马沛文同志的发言。马沛文同志主张公开点名批判“两个凡是”。

《光明日报》评论部后来把那次讨论的意见,归结为以下五点:

(1)宗旨是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思想,解放思想,批评“两个凡是”,冲破禁区;

(2)从各方面充分论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切正确的理论都来源于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实践,阐述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检验理论的辩证关系;

(3)要充分论证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导师都曾经用实践来修正自己的观点,检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

(4)更加有力地批判、“四人帮”的反动理论,鲜明地批判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宗教信条的愚昧思想,批判“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的教条主义倾向;

(5)真正高举马列主义、思想的旗帜,而且马克思主义要永葆青春,使理论更具有活力和指导作用。

胡耀邦一锤定音

胡福明这样回忆当时在北京对文章进行修改的情形:

白天参加哲学讨论会,晚上则修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篇文章。哲学研究所的邢贲思、陈筠泉、李今山等同志,都知道我在修改文章,同宿舍的周抗(上海社科院)、黎克明(华南师范学院)、张明(曲阜师范学院)同志,也知道我在修改文章。南大哲学系的李华钰、马淑鸾同志,更知道我在修改文章,还读过我的修改稿。那时,我晚上修改好文章,第二天早上《光明日报》通讯员就把稿子拿走,傍晚又把修改后的小样送来。这样往返了三四次。

胡福明修改稿的清样,到了杨西光的手中。

在杨西光看来,这篇文章应是摧毁“两个凡是”的一发重磅炮弹,所以,杨西光对于这篇文章寄予了很大的期望,要求也很高。

在胡福明结束了哲学讨论会之后,杨西光把胡福明接到了《光明日报》招待所,杨西光多次去看望胡福明,跟他交换意见。

杨西光告诉胡福明:“这篇文章要请胡耀邦同志审定,他站得高。他在中央党校成立了理论研究室,办了个内部刊物,叫《理论动态》。发表在《理论动态》的文章,都要经过胡耀邦同志审阅批准。所以,我们这篇文章要交给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修改,请胡耀邦同志审阅,先在《理论动态》发表,《光明日报》第二天就公开发表。”

杨西光向胡福明“透底”,使胡福明意识到这篇文章已经成了非同寻常的文章。

也正因为杨西光把胡福明的文章作为非同寻常的文章看待,所以反复看了胡福明修改稿小样,又请马沛文和王强华对胡福明的稿子进行了一次修改。

《光明日报》于4月20日又一次排出小样。

在这次修改中,马沛文在文章的第三节,加了一段极为重要的话,用“影射”的手法批评了“两个凡是”。

马沛文借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宣言》进行重要修改一事,加以发挥道:

马克思、恩格斯对《宣言》的态度,给我们以很大的启发。他们并不认为自己的学说一开头就是完美的,绝没有把它看作一次完成的“绝对真理”,而始终用辩证法观点严肃地看待自己的学说,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理论。他们并不认为凡是自己讲过的话都是真理,也不认为凡是自己的结论都要维护。

马沛文借马克思、恩格斯“并不认为凡是自己讲过的话都是真理,也不认为凡是自己的结论都要维护”,来隐晦地点名批评了“两个凡是”。

杨西光把4月20日的小样派人送中央党校吴江那里,并嘱胡福明前往吴江那里听取吴江的意见。

据胡福明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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