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旧事物必须消亡，才能确立新事物！
——雅各布·布克哈特
世界上首批现代经济所依赖的经济制度和社会规范（或者说经济文化）并不是由那里的人民选择的，不管是通过民主议会的投票还是司法机构的判决。有时的确需要议会和法院决定赞成或反对这套制度的某个细节，但从来不曾对采取何种制度进行过公共选择。
英国和美国是最接近例外的情况。1800年前，已有太多人脱离传统经济，追求商业社会和大城市的生活，其中很多人已事业有成并获得了回报，这就使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社会规范（私有财产和追求利润）以及现代经济（自由、探索和冒险精神与不确定性）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在美国宪法和英国司法裁决中，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的精神是不言自明的，几乎没有其他选择。很少有人愿意退回封建社会的时代。
不过在现代经济的期，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参与成熟的现代经济的人们有了不同寻常的体验，这种体验与商业经济时代相比变化巨大。即使少数人的处境比在商业时代可能的结果更差，他们也只能跟想象中的可能性进行比较。运气较好或掌握优势的人不太关注现存制度的无效和偏见之处，不考虑这些缺陷会带来多大的潜在损失。运气不佳或处于劣势的人有理由责备现有制度的某些后果，指出这种或那种“缺陷”，留待学者们判断其真伪，如果真的是缺陷，最终又是否会造成不良影响。相比之下，俄国的农奴和东欧国家的农民对社会的不满肯定更强烈，他们是在现代经济未能惠及的环境中工作，但欧洲国家的工人对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对失业和经济动荡的抱怨，毕竟是这一时期在欧洲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的起源。
现代社会中的不满
现有证据并不支持当时的普遍说法，即现代化造成了工人阶级（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的工资水平下降（相对于经济中的中位数工资而言）并把他们排挤到社会主流之外。也没有证据表明，由于很多人被抛入无产阶级，中等收入者的人数下降。实际上，从现代经济诞生到1913年的“一战”前夕，工人阶级的人数一直在萎缩，而中产阶级不断壮大。工资收入不平等在工人阶级内部并没有恶化，这个术语当时甚至还没有出现。同样没有证据显示劳动在收入中的份额减少，第二章已对此做过介绍。不过，现代经济对收入模式和财富水平的确造成了其他方面的革命性影响。
现代经济给个人开辟了下高额赌注的机遇，他们可以数月甚至数年全身心地投入，追求高度不确定的回报前景——可能获利丰厚，也可能倾家荡产。这导致经济活动的结果将出现巨大差距，同时，也没有任何规律避免今天的盈利或早或晚将被亏损抵消。有人可能遭受长期失业的痛苦，而与他差别不大的另一个人却需要加班；有人可能误入夕阳产业，而别人从事的行业却方兴未艾；有人的收入可以在几十年里翻一番，别人的收入却可能在相同的时间里翻两番。被别人抛到后面的人可能会对社会制度产生偏见，这并不奇怪。虽然当时还没有较为全面的记录，无法提供我们今天常见的各种统计数据，但人们留下的观察和零星的历史记录都证明，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程度显著提高。产业巨头和金融市场投机家的人数大量增加，他们积累了可观的财富，有人喜欢炫耀，有人谦逊低调，还有人则深居简出——尤其是在镀金时代。通过税收分享这些财富产生的收入（还不是夺取全部财富），即将成为各种社会主义纲领的重要议程。不过，这些还不是对现代经济最严重的不满，因为巨额财富并不是新事务，新鲜的是致富机会的大量涌现。很多人可以勉强接受少数贵族掌握的古老的继承财富，这些财富的起源是尘封已久的往事，但他们不易接受从意想不到的地方冒出来的“新贵”们。
对现代经济最主要的不满是工作和收入的不稳定性，人们在职业生涯中总是面临失去工作或者收入下滑的危险。对当时的现代经济而言，经济总体出现高失业现象或者特殊产业出现高失业现象是一种新特征。诚然，在重商资本主义时代也出现过严重的投机泡沫和崩溃的案例，其中包括1637年荷兰的郁金香事件、1720年的英国南海公司事件和法国密西西比泡沫，但这些冲击并不足以推高或压低社会总体的就业水平。战争也会催进繁荣，之后形成衰退，例如在1815年（现代社会的切入点）拿破仑战争的终结就导致很多国家（法国除外）陷入衰退，英国更是进入很长的低迷期。虽然19世纪的世界局势总体来说较为和平，但现代经济兴起造成波动的频率和幅度增加，衰退接踵而至：1792年在美国爆发金融恐慌（华尔街的首次危机），1796~1797年在英国和美国、1819年在美国、1825年在法国之外的欧洲国家、1837年在美国、1846年在全欧洲，以及1857年、1873年和1893年在美国，此外，还有若干次程度较轻的衰退。由于现代经济中的产业与金融业的联系远比过去紧密，金融恐慌对就业的影响也比过去严重得多。当时的资料表明，工作的不稳定性总体上比18世纪严重得多。另外，19世纪上半叶的不稳定性有部分原因是公司在财务上的脆弱，尤其是小企业，这方面的不利影响在几十年后显著减弱。
此外，随着金融业在现代经济中的份额扩大，过度投机和盲目融资对宏观经济的副作用增强，足以导致严重的衰退。19世纪40年代中期，铁路的过度建设将整个欧洲带入衰退，触发了席卷欧洲大陆的1848年革命。更严重的衰退接踵而至，1873~1879年爆发了“大萧条”（现在已更名为“长萧条”），美国的失业率连续数年超过10%，此后还有更严重的1893~1898年萧条，美国的失业率连续4年超过12%。当时的观察家必须回答，如果这些破坏是现代经济的本质特征之一，为什么各国还要坚持这个制度？尚未走入现代经济的各国也必须回答，它们是否愿意建立这种制度？
人们体验着完全不同的工作生活，同时，城市居民的背景也越来越多样化。大量的中国人、爱尔兰人，稍后是来自东欧的犹太人和南部地区的意大利人涌入伦敦、纽约和旧金山等地。虽然现有的资料还难以准确量化，但与1800年甚至1850年的自耕农、商人和业主相比，这批新移民似乎更习惯蕴含公有制性质的行为方式，例如分享成果的习惯、平均主义的正义观以及同资本家的疏远。在这些新移民眼中，资本家和他们故乡的那些顽固的世袭地主和业主似乎没有差别。许多甚至大部分本地居民可能早已抛弃了委身行会或工会的念头，但多数新移民却认为不加入组织并非正确选择。
社会主义的议题也正是在此时兴起的。第一章中曾谈到，生验和背景的日益多样化推动了商业创新的繁荣，也促进了对社会制度和规范的新元素的创意。早期社会主义者圣西门（HenrideSaint-Simon）抨击周围的新兴经济制度是不科学和非理性的，造成了资源浪费，他首先提出这个制度不利于贫困的工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1月革命爆发前夜首次发表的《宣言》也对欧洲不断高涨的失业浪潮进行了强烈的批判。
1848年革命把人们对工资、就业和工作条件的诸多不满推向了顶峰，当然，这些起义中有很多其实是反对贵族阶层的民主运动，例如，法国“二月革命”是为推翻路易–菲利普王朝，柏林和德国其他州的“三月革命”是要求促进国家统一和成立全国性的议会。马克思此后抱怨说，工人们还没有清晰的目标和计划，工人运动自然也未能取得成果。此后几十年里，全面的社会主义纲领才被提出并引发了激烈的讨论。
社会主义的理想
准确界定社会主义理想并不容易。社会主义所追求的系统目标从未得到完整的表述，某些人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宗旨可能与其他人心目中的相互矛盾：
社会主义的相互矛盾诉求包括，要战胜资本主义，同时又要改进资本主义；人人平等，但无产阶级必须是领导阶级；金钱是罪恶之源，但工人需要更多收入；资本主义注定失败，但资本家的利润达到了空前水平；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但耶稣是最早的社会主义者；家庭是资产阶级的阴谋，但需要保护家庭免受汹涌的工业化浪潮的侵害；个人主义应受到谴责，但资本主义的异化把人们变成毫无个性的原子；要求采取政治运动，而不是寄望于几年一次的选举，但又要求实行普选制度；消费主义是对工人的欺骗，但所有人都应该拥有彩电、汽车和海外度假的机会。
因此，“社会主义”是个含糊的概念，有很多不同的主张存在，包括基督教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费边社会主义（进化社会主义）等各种派别。
从1860年左右开始，欧洲大陆以社会主义者自居的人们对一系列核心价值观和权利达成了一致意见——主要是通过工会的会议、知识分子的期刊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大会。未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将由这些社会主义伦理规范来指导，它们不同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对个人产生激励作用的现代主义精神和资本主义伦理规范。
在社会主义伦理中，参加工作成为一种权利，这不但因为就业是工人的生活来源（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身心健康的人如果不参加工作，也无权索取参加工作的人获得的报酬），还因为工作是保证人们的自尊的必要条件。必须战胜失业这种痼疾。
社会主义伦理规范的另一个部分，是关于公有企业或私营企业给工人提供的条件和机遇。参加工作的权利意味着参加有尊严的工作，因此，雇主滥用职权是不可接受的，不经过听证或不发放赔偿就宣布解雇也不可接受。值得赞许的是，马克思在这方面提到并深入思考了人们对于精神生活的正常需要：
亚当·斯密不曾提及克服工作中的困难本身就是一种解放活动……因此，完成自我实现、主体意识的客观化以及获得真正的自由所需要的正是劳动。
其他许多社会思想家（包括有些不以社会主义者自居的人）也有过类似表述。
社会主义价值观还包括，一个社会的财富和权力绝不能过度异化，以至于让某些成员失去发挥潜能的机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允许大规模的财富积累，在机会平等方面，根据按贡献分配的原则制定工资标准。如果所有的汽车工人在生产汽车的过程中都是必不可少和可以互相调换的，那么他们的工资水平就应该相等。而农民的贡献也可以解释为与汽车工人相当。如《宣言》所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其他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社会主义伦理认为，不管经营结果是盈利还是亏损，只知道赚钱的私营企业都没有吸引力。在资本主义伦理中，个人成长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艰苦地向上攀爬，为职业生涯争取更好的结果，如更高的工资和更多的经费。而在社会主义伦理中，个人成长来自对工作的热爱，或掌握和精通所需的技能。
社会主义伦理还谴责积攒和持有巨额财富。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培养“新人”，他们具有为他人服务的本能，而非“逐利社会”的浅陋价值观。激情的社会主义者瓦格纳在19世纪60年代用四部歌剧讲述《尼伯龙根的指环》这一诅咒故事，其中生动地表述的道德含义是，如果将财富和权力置于友爱之上，那我们就注定了自己的毁灭。观众们，尤其是那些知道瓦格纳的忠诚社会主义者身份的人，理所当然地将该剧解读为资本主义的贪婪无度同社会主义的田园安宁景象的鲜明对比。当然，同样被瓦格纳的音乐触动的企业家和投资人事后还是会回去继续享受作为企业家和投资人的人生。
社会主义价值观还包括：资源配置的原则是用到最需要的地方，而不是完全由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控制。中央集中协调要优于分散竞争和个人行动，这一原则简单来说就是“为需要而非利润生产”。
不过，经济的有效运转还需要实现目的手段，即以经济制度和经济文化为形式的各种手段，这包括规范、规则、制度和法律等，以吸引参与者，便于他们掌握技能和经验，激励他们积极采取行动，并且像新古典经济学所说的那样，把土地、劳动和资本配置到各个企业和产业，以及设定收入或产品的分配规则。那么社会主义经济在这些方面是如何运转的呢？
众多社会主义者虽然在最终目标上远未达成一致，但在实现目标的手段上本能地走到了一起，他们或许认为，这些手段可以解决的最终目标问题可以稍后再研究解决。不管是公社层面还是国家层面，一个主要手段就是建立对主要投资活动的某种中央集中控制机制，不再由资本家或私营企业家决定投资项目；另一个主要手段是向工人（包括矿工、护士、技师等）支付工资，国家还以“社会红利”（也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属于利润的部分）的方式提供补助。企业的生产方法和工人的职位分配将通过集体合作的方式决策，既要考虑工人的满意度，也要考虑生产效率。工人受到的激励大小由工作的刺激性质决定，而不是因为担心被解雇之后会遭遇多长的失业期。最后，劳动和资本在企业和产业之间的配置将通过工人代表用政治手段决定，而不像市场机制中那样追求最低的成本、最高的价格和最大的价值。
不同流派的社会主义有不同的主张。彻底的、正统的社会主义者（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在内）主张对所有的资本进行中央控制，并可以决定所有产业和大大小小的企业的定价，从农业到电影业全部包括在内。较为温和的社会主义者主张将经济中的制高点交由国家控制，包括重工业等。市场社会主义者主张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并存，允许在开放的市场中自由买卖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当然会经常采取高额税收进行调节。英国的费边社会主义者则主张谨慎行事，寻找合适的改良机会。费边社会主义者希望对资本主义进行某些改革，但对者而言，资本主义不可改革，只能推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