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的party一直闹到深夜，后来她们开始不停地叫朋友来，有男生也有女生。不知道从几点钟开始，我的客厅里竟然挤满了人，杯盘桌椅全都不够用，连咖啡杯里都倒上了酒，一直放在书房里的单人沙发被拉出来，上面坐了两个姑娘。
我平时一个人生活，家里的存货不多，所有的食物和酒都吃完了—或者说，扔完了，但是他们还要喝酒。
“EA去买酒。”我拿出两卷现金交给付师傅。
连常年活泼殷勤得如同通了电的付师傅都颓了，耷拉着大脑袋：“刚才一个女孩要吃鱼子。”
“去买鱼子。”
“已经十一点了，只能去我们酒店找一找。”
“那就去酒店找。明天一早我爸妈付钱。”家里的现金只有这么多了，我懒得去取钱。
打发走付师傅，我一回头，见陈言正坐在条桌的正中央，两侧都是笑得正欢的姑娘。他的眼睛却时不时越过她们的头顶，看着客厅对面的陈白露。
陈白露坐在飘窗前的一把藤椅上，埋头切着雪茄，一脸的不耐烦。
那只雪茄她只吸了一口就搁在了一边，起身走了。
陈白露经过我的时候，脸颊已经像五月怒放的桃花一样通红，低声跟我说：“我到你卧室睡一会儿。”没等我回答，她就挤过人群，消失了。
她走得太急，像是身体不大舒服，我推开卧室门，房间里没有开灯。
她一只手撑在墙上，一只手拉开我放在床头的小冰箱，冰箱里橘红色的光微弱地透出来。她拿了一盒冰激凌，又从椅背上拿起一条我扔下的丝巾，打开沙发一侧的落地灯。
“你怎么了？”
她半躺在沙发上，一只手解开衬衫领口的两个扣子，露出半个丰腴的胸脯。然后她把包着冰激凌的丝巾捂在胸口，剧烈地咳嗽起来，脸上红云滚滚。
“喝点儿普洱解酒。”我转身要拿茶盘。
我的朋友陈白露小姐她边咳边摇头。
“我没有喝酒。”她勉强说。
“心里很热。”她平静了一些，冰激凌外的白霜被她的体温烤化，水珠从薄薄的丝巾里渗出来，成股地流进文胸里。
“这太冰了。”我把丝巾从她手上拿开，她握着丝巾的手指是冰凉的，但手背却滚烫。
“给我吃一点儿—勺子呢？”她边喘息着边四下看着，宽大的双眼皮因为生病的缘故显得更深了。书架上有一套咖啡杯，她指着托盘里的小勺子，想说什么，又低头咳嗽起来。
“不行。”
我不能说“去医院”或者“去吃药”之类的词，这是她的死穴，她似乎有些病态的讳疾忌医，又或者，这是在暗示她不够强大，需要靠别人的摆布才能恢复健康。
我甚至从未见她吃过一片药。
“那，给我一瓶水。”
我从只剩了一个底儿的矿泉水桶里倒了一杯给她，她伏在沙发靠背上摆手：“没有气泡水了吗？”
“气泡水都在冰箱里，你不能喝。”这是我的妥协，她也不再和我争了，接过玻璃杯仰脖喝下，然后她叹口气摇摇头：“还是热。”
“你是不是有肺病？”我听着她沉重的呼吸声，担忧地说。